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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以往，绿色将成为未来和金钱挂钩最紧密的话题之一，尤其是2030年“碳达峰”和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确立之后。
“两会”以后，从钢铁、有色、水泥到环保，“碳中和”概念股成为市场资金追逐的焦点，2月以来，申万钢铁指数已累计上涨20%，位居申万28个行业的首位。市场甚至高呼：新一轮供给侧改革来了！根据一些智库的初期测算，在今后10年，中国关于绿色发展的投资级别是在百万亿元级的水平，“2060碳中和”目标的实现需要全新的低碳发展转型战略，这其实就是一场技术革新，倒逼中国的能源转型，使其逐步摆脱对化石燃料、燃煤电厂的依赖，这种转型需要决心，也需要庞大的资金和对绿色、低碳技术的大规模研发、应用和推广，以突破现有技术瓶颈和在多个行业的全面运用。
任务艰巨。中国从“碳达峰”目标到“碳中和”目标之间只有大约30年的时间，英国和法国用了59年，美国用了43年，日本用了37年，因此中国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不少发达国家早就实现了工业化，有些已经实现了“碳达峰”，而中国仍在发展阶段。中国2021年“6%以上”的GDP增速目标看似保守，但这事实上有助于“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拉长来看，要实现2035年的远景目标，GDP增速每年至少应该在4.7%以上，这一增速目标绝对不低，因此从现在开始可持续性将成为重点。
“碳中和”挑战巨大
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其严峻性在新冠疫情后更为全球社会所关注。早前，196个缔约方一致通过的《巴黎协定》，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做出了安排，提出“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低于2°C之内，并努力将气温升幅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1.5°C之内”。要实现该目标，必须携手推进碳中和，中国的30/60承诺也引发全球社会关注。
联合国把2050年碳中和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要求缔约方在2020年之前通报本世纪中叶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因此，从2018年开始各国纷纷作出碳中和承诺，多数把目标设在2050年。
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WRI）数据，已有49个国家在2010年之前实现碳达峰，占当时全球排放量的36%。已有29个国家和地区提出碳中和目标。其中，苏里南和不丹已实现碳中和，芬兰、奥地利、冰岛和瑞典承诺提前5-15年实现碳中和，有22个国家和地区把目标设立在2050年，我国是2060年。另有98个国家正在就碳中和目标进行讨论。
中国实现碳中和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比发达国家更多。虽然相较于欧洲和日韩等国家，中国所宣布的碳中和目标年份晚了10年，但是大多数发达国家更早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碳排放已经达峰并进入下降通道，而中国碳排放还在增长；同时，中国电力供给结构以煤炭为主导，转型难度大；交通、工业、建筑等部门脱碳技术仍待突破。
欧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模范生，顶层设计和法律制定是欧洲脱颖而出的关键。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19年可再生能源在终端能源消费总量中的占比为19.7%，基本提前一年实现了到2020年占20%的目标。欧盟委员会在2018年11月率先提出到2050年实现气候中性的欧洲愿景，并于2020年3月提交《欧洲气候法》，以立法的形式确保目标达成。
相比之下，在气候问题上，美国的表现有些反复无常。美国是全球第二大排放国，2019年排放量占全球的12.6%。继2001年退出《京都议定书》后，2017年特朗普总统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再次震惊世人，使全球碳中和目标蒙上阴影。直到今年2月拜登总统上台，美国才重新加入，并承诺2050年实现碳中和。目前，已有6个州通过立法设定了到2045年或2050年实现100%清洁能源的目标。
作为全球第一排放大国，中国2019年排放量仍增长了3.1%。在签署联合国《1.5°C商业目标承诺》的407家公司中，仅有京东物流、37互娱、鸿海精密等8家中国公司，占比不到2%，和智利并列居全球第16位。目前，仅有秦淮数据、腾讯和蚂蚁三家科技公司明确表态碳中和。与欧美国家相比，我国的低碳绿色意识还比较薄弱，亟需提升国民碳素养，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创新推动碳中和工作。
就目前而言，有些行业实现“碳中和”更容易，有些则更具挑战性。
例如，电力领域更具希望，中国的产业链和基础设施都较为齐全。从2010年开始，中国风电和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大幅增长，目前装机容量分别超过2亿千瓦，占全球份额也都超过30%。由于技术进步和发电成本大幅下降，风电和光伏将有巨大的发展前景。
在交通运输领域，乘用车向电动车的转型更为容易，未来几年新能源车的渗透率也将不断上升。但是，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也提出，重型货车碳排放目前占中国道路交通二氧化碳排放的40%-55%，仍缺乏商业化量产的电动化技术。
整体交通运输领域仍是最难实现碳中和的领域之一。根据国际能源署预测，未来全球交通运输行业石油需求和碳排放增长主要来源于货运，其中，中国货运排放增长将占全球货运交通碳排放增长的90%。
目前纯电技术的电池能量密度有限，限制了货车的续航里程，且常规动力电池难以提供货车所需的强大动力。
另一场供给侧改革？
近期碳中和概念股成为市场资金追逐的热点，这是因为市场观点认为，碳中和的推进将在上游周期行业掀起新一轮的供给侧改革。2016年的供给侧改革对A股造成深远影响。
如今的“碳中和”与供给侧改革有何不同？首先从出发点看，2016年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淘汰落后产能。以钢铁行业为例，2016-2018年供给侧改革淘汰1.5亿吨产能，取缔1.4亿吨地条钢，过剩产能逐步出清的同时，产能利用率和吨钢盈利也得到提升；而碳中和主要着眼于减少碳排放，实现的路径除了淘汰碳排放高的行业或者限制其产能之外，更重要的在于结构的调整。
我国碳排放部门结构中，电力部门占比最高，约为51%，其次是工业（28%）和交通运输（10%）。而在工业部门中，又以有色、钢铁、化工、石化行业的碳排放量最高。总量上的控制自然是绕不开上述这些行业的，不过由于大部分行业在经历了上一轮供给侧改革后，行业集中度都有明显抬升，限制产能对于供给端的实际影响可能不如上一次那么大。
但另一方面，传统周期行业的节能提效空间确实很大，这对于减少碳排放而言更为重要。以铝生产为例，电解环节是能耗和碳排放最大的阶段。其能耗和排放量分别占整个生产周期总量的76%和89%，而回收与处理以及再生铝生产则是能耗和碳排放量最小的生命周期阶段，仅占能耗和碳排放总量的0.8%和0.2%。由此可见，以再生铝替代原生铝能够极大降低铝生产的能耗和碳排放。钢铁行业同样如此。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电炉钢以及再生铝产量占比仍处于较低水平，中长期来看，加大低碳排放生产技术的部署，能够从结构上解决传统周期行业能耗大的问题，从而在不影响供给的情况下实现能效的提升。
另从时间表来看，相较于供给侧改革的“阵痛”，“碳中和”更像是一场持久战。目前较为明确的时间点是2030年和2060年，为消化产能和技术改造留岀了足够的时间，后续政策和监管落地节奏仍需观察。
; 碳交易成焦点
除了总量控制和结构优化之外，通过市场化手段减排是碳中和区别于供给侧改革的另一大特征，碳交易成了市场关注焦点。
今年2月，酝酿10年之久的全国碳交易市场终于开市。按照《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的要求，企业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26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折合能源消费量约1万吨标煤，即纳入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应当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碳排放数据、清缴碳排放配额、公开交易等信息并接受监管。
对于传统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而言，碳交易市场的启动意味着，供给约束下其利润走势不会简单重复供给侧改革的路径。2016年供给侧改革驱动上游行业的盈利迎来明显改善，尤以煤炭、钢铁行业最为突出。但由于碳交易的存在，即便规模更大、产线更先进、技术储备更丰富的龙头企业能够受益于产业结构的优化，但也面临着以利润交易配额的问题。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便是特斯拉——2020年特斯拉通过出售碳排放额度获得14亿美元，同期其净利润近为7.21亿美元，显然如果2020年没有这项收入的进账，特斯拉的主营业务可能岀现亏损；另外，国内新能源车企业蔚来汽车在2020年也通过出售碳排放额度获得近亿元的收入，在汽车业务净亏损的情况下卖碳排放额度反倒是成为了所有收入业务中最大的亮点。
据国家发改委的初步分析，如果按照八大行业来测算，未来的碳排放量将会达到毎年30亿到40亿吨的规模。如果是仅仅以现货交易，不推行期货交易，其交易金额是每年12亿到80亿元。如果加上期货，那么交易金额就会大幅度提升，有可能达到600亿到5000亿元。因此长期来看，随着碳交易的扩容，手握碳排放额度的清洁能源产业将收到来自传统高能耗行业的大额“补贴”。
2020年，全球碳市场的价值达到了创纪录的2290亿欧元，比2017年增长了5倍，其中欧盟的排放交易系统占近90%。在欧盟市场，金融机构是碳交易市场的积极参与者，主要的交易品种为碳排放权期货。这是因为碳排放权期货作为一种新型金融投资工具，具有其他资产无法比拟的优点。
一方面，碳排放权期货价格趋势比较确定，长期来看，为了达成减排目标，世界各国都会逐渐收紧碳排放量，因此碳排放权价格上涨确定性较高；另一方面，碳排放权价格与其他资产价格相关性很低，可以作为分散风险的手段。
当前，我国的碳减排政策取向明确，严格程度会逐步提升。生态环境部年初发布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列出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覆盖的2225家发电企业。这些企业只是发电全行业中的一部分，而发电行业的排放量又只占全国排放量的约30%，未来覆盖的范围将会扩大。当前碳排放超量企业需为超过碳排放权上限的20%排放量付费，有一定违约成本。
;另一场技术革新
; 说到底，要实现“碳中和”就意味着颠覆性的能源革命、科技革命和经济转型。当前很多实现碳中和的技术还不成熟，需要重大领域的科技突破，涵盖的科技领域不仅包含能源，还涉及交通、建筑、工业、农业、生物科技、信息通信技术、人工智能等。
整体而言，中国对“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视将带来很多投资机遇。例如：太阳能/风能设备制造商（太阳能/风能发电装置装配提速），电动车（提升电动车渗透率），储能运营商（新能源储能需求强劲增长），电池生产商（电池储能需求增加）， 生物可降解材料（对于塑料的替代性需求上升），电网设备制造商（升级电网系统的需求上升），化学品制造商（储能电池对于化学品的需求上升）。
值得一提的是，负碳排放是目前各界关注的焦点，即碳汇、CCUS、直接空气碳捕集（DAC）技术。碳汇是指通过植树造林、森林管理、植被恢复等措施，利用植物光合作用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将其固定在植被和土壤中，以减少空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
通过认证机制确认的碳汇（证明碳汇的额外性）将可以进行交易，购买碳汇的机构和个人可以用来抵消自身的碳排放；CCUS（Carbon Capture, Utilization and Sequestration）是指碳捕集、利用与封存，就是把二氧化碳收集起来进行利用或者进行封存（如地下、海底等）。
目前制约CCUS广泛运用的主要因素是其成本高昂，目前全球只有大约20个商业化CCUS项目运营。CCUS成本包括捕集成本、运输和储存成本以及最后的利用或封存成本，不同的项目成本区别较大。仅以捕集成本举例，工业过程中高浓度二氧化碳捕集成本大约每吨二氧化碳15-25美元，低浓度二氧化碳（如水泥、燃煤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碳）捕捉成本为每吨40-120美元。
尽管如此，机构仍认为“碳捕捉”大有可为，CSS是实现水泥、能源回收和生物燃料等领域脱碳的唯一可行方法，是中长期应对气候变化的利器。有研究提及，预计碳捕捉市场在未来10年将增长5倍。
例如，Aker碳捕捉公司（Aker Carbon Capture，下称“ACC”）是挪威一家领先的碳捕捉技术提供商，ACC的目标是在欧洲水泥、能源转化、蓝色氢和电力生产的CCS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行业研究显示，ACC有潜力在2025年前获得1000万吨/年的二氧化碳捕获合同。
当然，市场仍处于起步阶段，竞争压力和技术发展也存在不确定性。不过整体行业的前景广阔，中国也有与碳捕捉相关的企业。
国际能源署预计，到2030年，CCS市场将增长5倍，从目前每年捕捉1.6亿吨二氧化碳上升到1.8亿吨。到2050年，CCS/CCUS可以减少目前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水平的15%。
